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红枪白马女政委 赵一曼

    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她8岁入私塾，10岁时母亲按当地旧俗要给她裹脚、穿耳眼，但无论呵斥还是责打，她都坚决不肯。她当着众人的面洗脚，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

    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大姐夫郑佑芝的影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夏天，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她和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第二年冬天，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在哈尔滨以东的游击区里，赵一曼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她患有肺炎，身体虚弱，化名李一超的她，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瘦李”、“李姐”。1935年11月，她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 　

    1936年8月1日，敌人把她押到现在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在公开处决前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许多群众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赵一曼就义时年仅31岁，而她寄养在远方亲属家的孩子，才刚刚八岁。

    如今，走在哈尔滨市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兆麟街、靖宇街、尚志大街、一曼街上，每一位哈尔滨人，都会常常想起他们，怀念他们，把心底里最虔诚的感动和祝福送给他们。

赵一曼的碗

    这一只粗瓷大碗，是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同志在东北抗日联军担任团政治委员时用的饭碗。其实这个碗，赵一曼同志仅仅用过一次，但是抗联的老战士都能认出这确是赵一曼同志用过的碗。因为这里边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在一次袭击日寇的战斗结束后，小通讯员提着个鼓鼓的挂包，给赵一曼同志送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这只粗瓷大碗。因为赵一曼同志早就把一个有柄的洋瓷缸送给了新战士，通讯员一直想给赵一曼同志再弄一个碗，在这次战斗中才留心搞到一个。赵一曼同志看着这碗说：

    “哪里拿来的，请你还送还哪里去！”

    “这…这…鬼子都消灭了，这往哪送呀！”

    开饭时，通讯员用这大碗给赵一曼同志盛了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他心想：“这下子我们政委该吃顿饱饭了。”

    赵一曼看到这一碗饭，真不知道是批评他呢？还是说什么好，显然，这是从病号灶上盛来的。艰苦抗日的抗联部队，多少个月来，都是吃野菜、挖草根，甚至摘橡树子压成面来充饥。他们虽然手边还有些乡亲们冒着危险从山下背上来的粮食，但这得留给伤病员吃。团长、政委和战士一样，也是嘴边几个月没沾过粮食了。她再看看这满碗饭，不禁为英雄战士的艰苦精神和阶级友爱感动了，决不能批评小通讯员，他是个坚强的小英雄。

    赵一曼同志等人不防的时候，端着碗轻轻走进炊事栅，把饭又倒在锅里，自己亲手盛起半碗野菜粥……

    这些，只有炊事员老李看到了，他没有吭声，可是两只老眼涌满了泪花……

    第二天开饭时，赵一曼同志又没碗了，急得小通讯员直叫：

    “我说我的政委同志呀！给你一百个碗也架不住你这么‘丢’呀！”

    赵一曼同志笑着低声说：“可不见得，革命的饭碗一辈子也丢不了！”

    据后来“侦查”，这只粗瓷大饭碗早已成了七班的菜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