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４月２０日电（记者杨金志、刘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人们总说“狼来了”。被国人看作“狼”的外资企业，最锋利的牙齿莫过于知识产权。

 

关注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缺失 谁扼住了大批国企的咽喉？   “丧失了知识产权的先机，就谈不上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上海杏林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谢德隆有着切身的经验教训。 知识产权转化 高校科研的“软肋” 在哪？     在我国，约有８０％的专利产生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作为专利产量主体的高校，其科研成果转化率却不到１０％。     专利研发与市场脱节、专利作用于企业时遭遇“短视”、风险基金发展不完善等因素，形成了高校科研的“软肋”，严重阻碍了高校知识产权转化。 每17家企业仅有1件商标 我国商标注册意识待加强    “一个企业若没有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打得响的驰名商标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就只能处于被动地位。”郭修申介绍，资料显示，全球驰名商标产品占商品种类不到３％，却拥有全球５０％的市场。在我国青岛市，其６个驰名商标所在的企业，创造的利润占到了整个青岛市的８０％以上。  假冒不伪劣 难道不侵权？ 打击盗版 正版还需要做些什么？     目前中国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而蒙受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比如，中国企业每销售一台ＤＶＤ, 就要向各个标准组织交纳总计２０多美元的专利费用。     “到有一天中国的多数企业都能够像海尔、华为那样借助自主知识产权开拓国内外市场，而不是总被别人以“知识产权大棒”来追打，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就进入回报期了。”[推荐专题：中国知识产权“在路上”] 中国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 外国在我国注册商标数26年增长近79倍 我国专利事业跨越式发展 4年专利申请总量超百万

    近年来，外资企业屡屡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作为武器，将我国企业推上被告席，并取得了大多数官司的胜诉。有关人士表示，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在中国抢占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地”。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须建楚说，外资企业的品牌保护意识非常强，他们是有备而来，有较为成熟的品牌保护措施。例如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洋快餐，其商标、风格、设计等多方面都有明显的标志，不是申请了注册商标，就是申请了专利，或者是有著作权保护，其他商家很难找到“下手点”从中作梗。

    而且，人们对于这样的洋品牌，已经近乎迷信。国内企业想要在类似领域与之分庭抗礼，现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首先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这种保护，不是大而全的粗放型保护，而是以能控制局面、把握主动权为目的。比如，企业在申请专利时，有些大的跨国公司拥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专利，若都申请，需要缴纳的维持费非常昂贵，而且不便于管理。所以，不少外资企业干脆只将核心技术申请专利。

    可以说，在知识产权方面，不少外资企业已经“武装到牙齿”，而不少国内企业还是赤手空拳、被动挨打。

    对中国法律烂熟于心、运用纯熟

    外资企业一进入中国，会马上聘请最优秀的律师，一般都有强大的法律顾问团队。他们对中国的法律运用纯熟，甚至对所有的司法解释都烂熟于心。外资企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法律为自身服务，他们也毫不避讳研究中国法律的滞后性，从中“钻空子”。

    与其他法律领域相比，知识产权法律条例很细很专业，只有深入研究条例、熟悉条例，才能利用好条例保护自身权益。一些细微的技术性问题，只有熟练掌握者才会运用自如。

    比如，一个侵权案子，从商标、著作权、专利等角度都可以起诉，哪一样好，这就需要经验。与外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缺乏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条文的研究，缺乏对法律证据的收集意识。

    对于法律保护，大多数中国企业抱怨的多，研究的少，不善于拿起商标撤销、专利无效等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更有甚者，有的中国企业构成侵权尚不自知。比如，有的贴牌加工企业私下多生产贴牌产品，自己拿到市场上销售。

    在保护手法上，外资企业经常是行政、司法手段一起上。这是因为，公安、工商、文化稽查等行政执法比较灵活，手段比较多。有些侵权案件，外资企业是先到公安机关报案，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当公安查处有难度、不适合时，他们再掉转方向到法院起诉，而公安部门先期调查的证据，都可以派上用场。

　　打官司不惜工本、志在必得

    知识产权案件，最常见的问题是证据保全。比如，状告别人对自己的计算机软件进行非法商业性使用，如不及时固定证据，开庭时举证就很困难。为了搜集证据，外资企业都是不惜工本，在上庭前就准备得十分充分。

    ２００３年２月，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迪士尼公司和环球城市制片公司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分别从上海雅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三家商店购得美国电影《红磨坊》、《Ｘ档案４》、《虫虫特工队》、《侏罗纪公园ＩＩＩ》等盗版ＤＶＤ影碟。他们还邀请公证部门到场，对购买过程进行公证。在此基础上，三片商将不法商贩告上法庭，上海二中院判决被告赔偿人民币２．７万元至６．５万元不等。

    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由于我国在知识产权赔偿上实施“填平性原则”而非“惩罚性原则”，如果仅从赔偿金额看，三家片商很有可能“得不偿失”，但这一举动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很大，无形效果无法用金钱计算。

    为了防止被告在法庭审理期间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知识产权案件的原告有时会向法庭申请临时禁令。临时禁令有一定的风险，原告必须支付相当金额的担保，一旦原告败诉，担保归被告所有。外资企业在申请临时禁令时，支付担保十分“慷慨”。２００３年，上海一中院知识产权庭共作出１１起诉前禁令裁定，其中有５起是两家日本企业申请的，接近一半。事实上，这几起官司日本公司全都赢了。（完） 

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