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界更不客气，有的报刊把“欺诈”、“生活放荡”、“花花公子”之类的恶言秽语，一股脑儿抛向张学良；《中国评论家》杂志更在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中，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上海大华剧院更以《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时事新剧，对张学良大肆讽刺和挖苦。
    在朝野舆论压力之下，张学良再也无可奈何，只得于3月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主动要求引咎辞职：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此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丧土之责，勿能旁贷，自愿辞职，以报国人。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张学良虽发出电文，并将东北沦陷和热河失地千里之责由他一人大包大揽起来，实则代蒋受过。想必蒋氏也不会昧着良心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既然如此，蒋介石在接到他的辞职电报后，定会“慰留”一番，决不会对他动什么“真格”。如此这般地“虚晃一枪”，平一平国人的怨愤，事情也便一了百了。搭这样一个台阶，不论于蒋于张，均不至于过分难堪……

    岂知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辞职电报后，已有“引咎恨晚”之慨。权衡之下，决定丢卒保帅。为此，特约张学良于第二天至保定见面。

    张学良怀着天真的幻想，于3月9日上午来到保定。不想蒋介石此刻尚在石家庄，派宋子文先来打前站，探一探虚实。

    宋子文与张学良见面后，开门见山，辟口便说：“委员长认为热河失守，汉卿你守土有责；他作为最高统帅，也受到各方攻击。为缓和舆论，委员长倾向赞同你辞职。”

    张学良一听，浑身便冷了半截，当即回道：“我一定辞职，不使委员长为难。”

    宋子文听出张学良话中有气，便说了一句：“事关大局，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哟。”而后即向等待在石家庄的蒋介石电告试探结果：“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

    当日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抵达保定，召张学良上车。寒暄过后，话入正题：“我知道你自请辞职的诚意。时下全国舆论鼎沸，攻击我们两人。你我好比同乘一叶小舟，本应同舟共济，怎奈风浪太大，如果先下去一人，可免同归于尽。等到风平浪静了，下去的人再上来。汉卿，你看呢？”

    张学良出于无奈，只能说：“委员长所言不差，我可作先下去的一人。”

    “这很好！”蒋介石连连点头，“汉卿能识大体，顾大局，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深知你的诚意。我思虑再三，决定同意你辞职。”随之又许愿说：“一俟时机成熟，我会再让你出来的，你尽可放心。”

    “感谢委员长的苦心。失去东北，就该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更是责无旁贷。”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又向蒋介石建议：“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吞并整个中国之阴谋。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

    蒋介石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并于这一天记下了这样的话：“此中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事之后，又不能直说，更觉难过。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惟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

    两天以后，张学良向全国发表辞职通电：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至于我自己，只希望同胞们能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烈的指责，但我确实已为国家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益的。

    字里行间，满腹哀怨。张学良无法言明，只能作自我牺牲，代蒋介石受过，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为蒋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

    此刻，张学良突然想起林肯的两句话：“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此话更使结发妻子于凤至恍然一悟。是啊，无论怎样高明的骗子，非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更不能欺骗历史于永久。由此，她向张学良建议：我们不妨把“九·一八”以来共收到蒋及军事委员会十多份不准抵抗的电令、函件携出国外，妥为保存。相信有朝一日，“不抵抗将军”的黑锅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于凤至见地不凡，一语千钧；张学良猛然省悟，慨然应允。不过此时此刻，无论张学良还是于凤至，还未料到此举，竟关乎着他们日后的身家性命。

    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交出兵权，远涉重洋，赴欧洲作所谓“考察”。

    (摘自〈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胡全福 著，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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