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驾不周，同时也想借机敛钱，还是有扰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说：各省不肖官员借口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动用正项钱粮。说是捐俸偿还，并不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种种弊端，不可胜指。巡幸免不了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

    康熙皇帝认为：“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同时他为了减轻巡幸沿途百姓的负担，经常蠲免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如第二次南巡，将江南全省积年民欠一应地丁钱粮、屯粱芦课、米麦豆杂税二百二十余万概与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见淮扬一路既困潦灾，所过州县耕获、市场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第一、二次南巡时，认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粮，宽免积欠”。采取切实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也认识到，蠲免钱粮原为百姓小民，然而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获甚微，无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约计人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给佃户适当免收地租，调整主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由于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钱粮，民间有建立碑亭称颂的，康熙皇帝担心此举各地仿效，未免致损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驻跸苏州府城内，正逢生日万寿节，官民奏进各种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也”，谢绝礼物。

    康熙皇帝还以江南浙江为人文萃集之地，入学名额应酌量加增，又於府学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奖励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识分子联络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拦截官舆告状之事发生，皇帝的舆轿被拦阻，势必影响巡视进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还严禁军民怀奸挟诈，希逞私愤，善于驻跸处所告讦；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与准理外，仍严加治罪。从这一点看，康熙皇帝是不会喜欢进行微服私访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见百姓。他到了扬州一带，因不严警跸，百姓男女老幼奔走杂沓，瞻望恐后，高岸水次，甚至有倾跌之虞。于是要求百姓：“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康熙皇帝巡视山东时，所经城邑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康熙皇帝询问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况，得知“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一般来说，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两岸迎驾，由陆路西巡，经过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舆左右备咨地方利弊，据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见有一二灾民流移道路，于是询问疾苦，表示关心。

    康熙皇帝自称通过到处巡幸，因此风俗民情无不洞悉。巡视南方时注意米价的变动和市场供求关系，防止米价上涨；关心全国各地纳税交银而加征的钱粮火耗数量，反对官员加重火耗；了解到江浙人喜好争讼，告诫改变风尚；认为江南人习尚奢靡，家无储蓄，山西商人多在当地经商，勤俭生活，故多富饶，倡导移风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对大臣说：“朕巡幸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因水旱大异畴昔，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历朕怀。”这是他巡视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宫中的帝王可比。康熙皇帝评价说：江浙山东等处地方官，因他不时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优，山陕官员则劣甚。并说他恨贪污之吏，更过于搞分裂反叛的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策划平息噶尔丹就好了。

    巡视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间具体情况，对于行政决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针对各省督抚上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全部上报。于是说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其他人并无差徭，共享安乐。西南平定以来，人民日增，土地开垦耕种，生齿实繁。为掌握人丁的实数，决定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皇帝巡视地方也不耽误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规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

    康熙皇帝以频繁的巡视地方，关心民生，处理政务，给人们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为以后的皇帝树立了榜样。人们打他的主意，编出微服私访的故事，也算是事出有因吧。（文/常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