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刘长春在美国洛杉矶赛场。

    《奥林匹克宪章》自1908年诞生以来，虽经过多次修改，奥林匹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却始终如一地保存了下来。按“宪章”确定的规则，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所属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必须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伪满洲国刚刚粉墨登场3个月，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体育机构，更谈不上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哪里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调查这桩历史悬案时，刘长春的四子刘鸿图告诉记者，他从前听父亲讲，当时控制在日本人手里的报纸曾载文宣称，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参照的是菲律宾、印度参加奥运会的先例，作为美、英的殖民地，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均以美英奥委会的名义参赛，打着美英的旗帜入场。可参照这一先例也没有道理，日本侵略者一向标榜伪满洲国是“独立的”，怎么可能是哪个国家的殖民地呢？

    国际社会也不能接纳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当时，美英等国家对伪满洲国采取的是“不承认主义”，世界民众对日本侵略者更是义愤填膺。刘长春在回忆录里介绍了很多这样的情节：奥运赛场上，日本运动员摔倒、失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哄笑鼓掌。世界民众对日本运动员都如此蔑视，对伪满洲国的运动员又将如何呢？

    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决不会给伪满洲国机会，《泰东日报》的这则消息，完全是一派不顾廉耻的谎言。日本人为什么冒着丢尽脸面的风险撒这个谎呢？他们当时是怎样的心态？对这一悬念，记者将在整部作品连载时为读者破解。谁把刘长春送进奥运会？

    刘长春的首次奥运之旅是怎样成行的？很多文章都把这件事归功于张学良慷慨解囊的义举，而忽略了玉成这件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伯苓。第十届奥运会召开前夕，国民政府已经宣称不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张学良作出参赛决定时已过了奥运会的报名期。对没有参加过奥运会的中国来说，交涉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刘长春在回忆录中告诉人们：“由张伯苓先生急电奥委会为刘、于报名。一切要事在几日内匆促办妥。”张伯苓是中华体育协进会董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为刘长春、于希渭报名称得上特事特办。回顾这段历史，张伯苓和张学良之间不寻常的情谊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1916年，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到奉天青年会讲演，题目是《中国之希望》。张伯苓讲演开篇就说：“中国是不会亡的！中国何以不会亡呢？”张学良和台下的青年翘首企盼后面的答案，没想到张伯苓的答案只有三个字：“有我在”！正当张学良为讲演人的大话惊讶之际，张伯苓却讲出了道理：国家危难之际，四万万民众都能想到有我在，中国何愁不强大呢？张伯苓的讲演深深打动了年轻的张学良，他从此把张伯苓当成自己的老师。张伯苓也给了张学良很多关怀和支持，1928年12月，张伯苓曾两次到沈阳看望张学良，张学良钦佩张伯苓献身教育的精神，捐资20万元作为南开大学发展基金。1930年底，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聘请张伯苓为校务委员，此后，受张学良邀请，张伯苓两次到沈阳为东北大学出谋划策。张伯苓把刘长春送进奥运赛场，既出自满腔爱国热情，也出自对编外弟子张学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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