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赵一荻1947年5月于台湾井上温泉

    “九一八”后的张氏家族

    与大伯最初的见面，虽已隔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但那一次特殊会面，却给张闾蘅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1954年。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送我一张纸条，说母亲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到了诊所，看见一家人都在楼上的病房里。神情有些紧张。母亲告诉我，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从山里到台北，我才知道原来一家人都在这里等着看大伯、大妈。”

    张闾蘅是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她回忆中的大伯、大妈，便是那时仍处于幽禁状态的张学良、赵一荻。“一会儿，听到走廊那头有动静，家人都紧紧地贴在门缝上往外看，我也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但只看见了大伯的背影。那一天父亲不在，是母亲带着两个奶奶(注：指寿夫人和马夫人)一起去的，她们都非常难过，大伯肯定不知道我们偷偷看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

    从很小时候起，张闾蘅就模糊感觉到，自己的家族好像多少有些特殊。那时一家人住在天津法租界一幢3层小楼里。楼上房间里有个香案，上面供着一张张作霖的照片。“从家里大人那里知道，我们本是东北人，原来在沈阳有一个很大的家，‘九一八’之后流落到天津，我还有位大伯叫张学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一直被国民党关押在某个地方。”

    张闾蘅的祖母寿懿是张作霖的五夫人，是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女儿。“我的奶奶虽然没受过现代教育，但很有见识。记得很小时候，她就带我去股票市场，那个年代的女性，这是很少见的。”张作霖去世后不久，张学良到北平赴任。沈阳的张家就由年仅二十几岁的寿夫人掌管。1931年9月，寿夫人觉察到沈阳的局势有些不正常，就在“九一八”前两三天，她专门赶到北平找张学良，商量怎么安排这个大家。

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当晚的行踪，有各种各样传言。其实“九一八”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前门的“中和戏院”看一场为辽西大水举行的赈灾义演。在座的客人中有英国公使，还有张学良的部下何世礼与他的父亲何东。后来因为马君武那句诗“赵四风流朱五狂”，张学良背了很多年黑锅。“1991年大伯在美国过90岁生日，我特地跑到夏威夷为他祝寿。生日会上，何世礼将军特别提到此事，他说可以作证，那天大伯是和他一起看戏的。”张闾蘅回忆。

    “九一八”时，张闾蘅的父亲张学森只有11岁，而张家的两个主心骨——张学良与寿夫人都不在沈阳，家里乱作一团。张家的几个孩子被家里的佣人化了装、乔装打扮后，连夜坐火车逃到天津，几天后，佣人领着几个孩子才辗转到北平找到寿夫人。

    “奶奶经常说：等到戏看完了，才知道家已经没有了。”日军在1931年9月19日上午占领了张府，张家所有财产都被日本人掠去，一夜间什么都没有了——“奶奶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真的很孤苦彷徨。她出来时，没带什么家产，只有靠在劝业银行还有的一些存款勉强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