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归的张学良

    1960年，张学良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的张学良，按宋美龄的吩咐，与董显光(注：台湾原所谓“驻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蒋宋夫妇时常去的，被外界称为“私人礼拜堂”。每逢做礼拜，这里总是聚集了很多国民党元老及上层人物。那天，张学良与董显光最后一个到场，他们悄悄坐在最后一排。礼拜结束时，蒋介石与宋美龄一同缓步退出，宋美龄边走边与众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她忽然向张学良伸出手。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者目光都惊讶地投过来，他们发现与宋美龄握手的，竟是“失踪”多年的张学良。

    蒋、宋离去后，张群、何应钦等纷纷上前祝贺。张学良后来悟道，这是宋美龄为他设计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后每次做完礼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叙旧，原来严密的看管也有所松动。

    “大伯经常说，如果没有宋美龄，他的命运可能改写。宋美龄一直对大伯比较照顾，她经常给大伯写信，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有时还会随信寄来各种礼物。”宋美龄原本就与张学良、于凤至很熟悉，上世纪50年代时，宋美龄几次去美国看病，都特地找机会与于凤至及其子女见面。回台湾后，她把见面情形写信告诉张学良，每次提到于凤至，她都称“凤姐姐”。也许因为宋美龄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那时对赵一荻几乎只字不提。而张学良最终与于凤至离婚、与赵一荻结婚也是在宋美龄提议下完成的。自这一次公开露面后，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和蒋经国安排下，他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复兴路建了一栋西式二层楼房，院里有假山、鱼池、花房等，条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时大伯还是不能轻易与家属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曾任蒋介石私人医生的卢志德约我们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听说那天大伯、大妈到董显光家做客，隔着大玻璃窗。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儿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坦率地说，我有些失落，这个形象与大伯在我想象中的‘英俊少帅’的样子相差太远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当局”批准下，与家属见面。而这一面，他与寿夫人及弟弟张学森等亲人之间，整整隔了25年。

    此时张学良的“自由”仍有限，来往朋友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干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他在外头不可以随便跟生人讲话，否则会被警告。有时大伯在外面会被人认出来，那些人或者想问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马上被身边的那些便衣拦住。”

    “每次到我们家，身边总是有七八个便衣跟着。伯父来之前，他们先进屋，每个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见有陌生人，就会逐一盘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赶走。我们一家人聊天时候，他们就坐在旁边听着。我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对此也特别反感，经常对他们说：可以了吧，你们可以下楼了吧!到了吃饭时间，我直接下逐客令，他们就下楼自己吃饭。”

    而那时的张学良对此已经很淡然，他总是跟张闾蘅说：“行了，你别跟他们冲突了，我们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为了避免给大伯他们找麻烦，张闾蘅平时也不常去，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

    张家兄弟中，张学良与张闾蘅的父亲张学森走动得比较多。“大伯特别喜欢到我们家来”，张学良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经常通过姐妹俩了解外面的世界。有时一呆就是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时上楼来催，赵一荻有些紧张，可张学良正聊得兴头上，故意装听不见。“大伯曾跟我们提起，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可当年风云一时的‘少帅’，眼下连基本自由都没有。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李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