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嫁给落魄画家 

    1974年冬天，在天津茶淀农场，度过了15年监狱生涯的金默玉在用一把比她还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做声。在监狱时候，她的痔疮磨破了，血浸透了棉裤，她也不说，只是等活儿干完，悄悄地找地方换了。她知道，她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她是大资产阶级的小姐，川岛芳子的妹妹。

    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给手掌流血的金默玉带来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和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也给她带来了第二次婚姻。金默玉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1958年2月1日，金默玉入狱。她的房东，一位前清举人的女儿检举了她，她的入狱让她的丈夫、画家马万里濒临崩溃。他们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相识并结婚的。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没有革命，她或许已经像她的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但是金默玉不想像姐姐们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她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

    那时候，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善耆把他的儿子们都送到了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一点一点都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只有100块钱。

    这场婚姻，一半是仗义，一半是无奈。为了养活包括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老保姆和她的女儿在内的一家9口，昔日的十七格格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得还多。给海军士兵织过毛衣，用的是在日本贵族女子学校里学来的技巧和款式，三天织一件，终于能挣出一家人的买菜钱。织毛衣剩下的线，舍不得丢，攒起来，攒了一年，给小侄子织了一件毛衣，欢喜得逢人便说：“我赚了一件毛衣。”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走进来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办起了四川饭馆，饭馆就开在院子里，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但没想到，合办饭馆的那个南京老头，盯上了单身的她，一天到晚缠着她。只有结婚，才能让她摆脱这个老头的纠缠。

    金默玉是马万里的精神支柱，遇到她的时候，马万里流落北京，觉得国画没有前途，一意自杀。金默玉让他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1966年，为了不连累马万里，金默玉申请离婚，她要面对的，是一个人度过15年的刑期。

    “监狱让我彻底了解了中国社会。”88岁的时候，她这样评价她的监狱生涯。

    她曾是那样的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中国的来临。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的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1954年，她的饭馆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社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她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我的太阳》。

    如果1949年，她和哥哥们一起走了，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但是她不后悔。她说，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她有一个家庭教师叫加藤。加藤告诉她，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高尚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金默玉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没有去香港，一件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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