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拾元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东三省官银号壹百元

    首先，将财政厅长张厚璟撤职，任命曾在奉天清理财政局和度支司任过要职的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任命刘尚清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责成他们办理奉天财政。并废止张厚璟所设立的财政研究所，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谋求整理之法。

    其次，由奉省财政厅出面，两次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款共300万元，作为东三省官银号货币周转金，并多次与日人交涉，以应付兑现风潮。

    第三，严厉打击参与挤兑风潮的首犯。张作霖派人暗中查访，发现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同日人勾结兑换现洋的行为。刘鸣岐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私动庆畲祥（张作霖私人的钱号）的库款，捣把兑现，使庆畲祥破产。张作霖找来经理杨玉泉究询庆畲祥赔累原因，杨供出刘盗用库款，兑现牟利所致，只刘自己就得了十几万元的好处，又查出刘经常向兴业银行挂借二三万元纸币，随借随还，并与瑞昌恒钱庄有共同作弊行为。张作霖为杀一儆百，稳定奉天金融形式，于11月10日，将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贩运现洋的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解中道共五人，绑出西大门外执行枪决，判阎廷瑞徒刑九年。这是张作霖维持金融秩序的一次非常手段。

    此外，张作霖还下令改行大银元本位，募集本省公债，改设稽查员，整顿税制、田赋及官产，清查各县商铺纸币，裁减各机关经费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奉天的财政金融局面有所扭转，趋于稳定。

    民国7年（1918年），银两本位变为银元本位，按市价沈平银60万两合现银元81万余元，奉天省财政厅追加19万元，总资本计为现大洋100万元。民国8年（1919年）1月，增加至140万元。在此期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大洋币值稳定，实力充沛，成为全东北地区金融枢纽，发行的货币不仅流通于东北三省，还延伸至热河、河北、上海等省市。张作霖执政期间，东三省官银号分号一度增至99处，但由于业务不多或管理不善等原因先后撤销了二十一处，剩余七十八处分号按业务量大小分为四等。其中一等三处，二等九处，三等二十一处，四等四十五处。

    张作霖通过大量发行奉票来支持奉直战争

    民国11年（1922年）秋，张作霖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退出关外。这次战争，奉军损失惨重，死2万余人，伤及逃亡者1万余人，被缴械4万余人，军费消耗达3000万元。张作霖为雪战败之耻，决心整军经武，整顿财政。在整顿军队中，表面上是缩编，实际各师、旅、团、营都在积极充实兵额，较之从前几乎增加一倍。军备方面，一面扩充兵工厂，加紧制造枪炮弹药，一面向外商批购大炮，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由东三省官银号筹济。至1923年4月，东三省官银号增加资本为500万元。为了统一东北币制，进一步控制金融，张作霖决定将东三省银行、兴业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增资为奉大洋2000万元，正式合并时间为1924年7月1日。此时东北经济一度相当繁荣。直至第二次直奉战起（1924年9月），需款浩繁，由于点金乏术，只好多发纸币，于是东三省官银号大量增发之纸币，为军阀发动内战提供原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中，奉大洋虽支出巨大，官银号已经亏损，但由于奉军战胜直军，因而票值未显出巨大变化。直至郭松龄反奉（1925年11月）之后，奉大洋开始贬值，官银号底子已空。民国16年（1927年），张作霖复大举入关，驱逐冯玉祥军队于京津，此时官银号发行奉大洋已达5.52亿元。实际在关外流通者不过3600万元，其余5亿多元均在关内作为军需、军械之用。嗣又南联孙传芳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奉票早已无能为补助之力。1928年初张作霖仍令官银号筹款5000万元。官银号立刻以大量不兑换的奉票向北满购买大豆，再以现物出口兑换现金，农民到手的纸币不久便开始贬值。显而易见，军阀当局以奉票为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5000万元的实物。官银号账上各属户欠款就可以看出官银号的主要支出即为支付给军事机关和财政厅，如1926年奉票发行额为2亿元，军政欠款为2.7亿元；1927年发行额为3.2亿元，他们的欠款为4.2亿元；1928年发行额为14.7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1亿元；1929年发行额为15.3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4.8亿元。可见发行量的增加是因军用浩繁所致。

    东三省官银号运用其庞大的发行权和附属企业，形成一个大托拉斯，垄断着东北金融和经济，取利于民，充作军阀黩武之后盾，实在失去其纯银行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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