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电视媒介的传播之力，“传”出了“东北风”

    “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当代日常生活的意识和景观。这就是人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 [2]如果说二人转的“旋转”之功，是“转”出“东北风”的动因所在，那么，电视媒介的“传播”之能，正是形成“东北风”的动力之源。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东北风”是东北的区域文化同电视媒介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情境。

    媒介的授予功能，铸就了“东北风”的大众明星。“东北风”是伴随一支“东北军”劲旅的挥师而起，才逐渐生成和日益显形。这支劲旅的领军人物就是赵本山。“大众传媒具有创造深入传播对象人心的特殊能力，这在传播学上称为‘授予功能’”。[3]赵本山从当年的《摔三弦》、《大观灯》、《麻将豆腐》等几出舞台样式的拉场戏走进电视，走出铁岭，到他继续凭借含有东北地方戏元素的舞台小品《十三香》、《征婚启事》、《老蔫相亲》等冲出辽宁，走进央视，完成了舞台文本（即经过电视化处理的舞台样式的地方戏）通过电视媒介的再现式的传播过程。随着《三鞭子》、《昨天 今天 明天》、《钟点工》等真正电视化了的小品，连续在历届春晚上热播并接踵获奖，通过媒介的授予功能，初步形成了赵本山这个代表东北文化品牌的明星效应。接下来他又借助这个效应乘势而起，继续依托央视春晚的平台，接连地推出了一部部获奖作品，如《卖拐》、《功夫》、《说事》等等，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授予功能”的更大效应。与此同时，随着《男妇女主任》等电影的问世和《刘老根》、《马大帅》两部百余集的电视连续剧在全国热播，“赵本山热”终于形成了不可抗拒之势。

    赵本山“热源”的实质，正是东北地方文化，通过电视媒介的授予功能之后，所产生强大生命力的辐射效用。实事求是地讲，赵本山热不仅仅热在他本人的艺术品位上，也不单单热在他作品的审美价值上，更多地热在由媒介授予的赵本山式的东北地方艺术这种文化符号特征上，热在电视终端所形成的特殊编码上。这类特殊编码，逐渐培养起受众对某种电视形态的喜爱乃至尊崇的倾向，进而达成了程式期待的默契。

    由此可见，赵本山的明星地位与一般意义上的明星不同，他首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东北区域文化的传播明星，然后他才可能成为拥有大量“粉丝”的大众明星。

    影像的叙事特征，成就了“东北风”的文化情境。

    首先，目前中国电视剧影像叙事形态，不同于西方国家已经形成的强势的商业叙事形态，而是处于独特的国家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元共存的独特文化生态环境之中。这种生态环境，对于东北区域文化大有可为地实现朝着“影像叙事”的文本转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平台：一方面它以自己与时俱进的活力，积极吸纳主流文化成分，保持了它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它能以自身来自民间的强大生命力，主动兼容大众文化的有机成分，保证了它与大众文化“通趣”的适应性。

    其次，东北地域文化的特点同影像叙事的特征一脉相承，以二人转为标志的东北区域文化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的品质，与影像叙事所具有的强叙事弱表意的特征，有珠联璧合的联袂优势；电视剧作为家庭介入式、自由观赏式存在的一种大众艺术，影像叙事的通俗化、平和化风格与东北区域文化的内在属性，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东北区域文化具备了上述这些先天优势，使得它不仅自如地完成了向影像叙事文本的转换，而且也自主地成就了“东北风”的文化情境。

    传播的文化语境，造就了“东北风”景观现象。如果没有通过电视媒介的建构之力，将东北地域文化的编码体系传至大江南北，依靠传媒技术操演审美而构建起某种文化情境，而是不分南、北地把观众请到东北的小剧场或影剧院里来，欣赏赵本山的二人转、小品或观摩他的电视剧、电影，最终的结果也一定事与愿违。电视媒介不仅仅具备拓展时空广度的自在之力，而且它更具有在受众心灵世界里，建构人们日常审美空间的潜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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