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人们多会想起“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但对“闯关东”似乎知之甚少。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约略地反映出一些有关“闯关东”的历史情况，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关注。那么，真史中的“闯关东”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哪些人在“闯关东”？如何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的角度来认识这段移民史？“闯关东”体现和孕育了怎样的人文精神？请看——

    主持人　李庆英

    □话题特邀嘉宾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徐　彻(辽宁古籍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王振忠(复旦大学教授)

    刘德增(山东教育学院教授)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主持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再现了近代中国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一段移民史。在我国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规模的移民现象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如“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其形成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那么，为什么把关内向关外移民的这种现象称为“闯关东”呢？

    葛剑雄:“闯关东”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644年清兵入关后，满族人口几乎全部从东北迁入关内，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的辽东也变得人口稀少。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辽东一带还是“有土无人”，“自沈阳至卜奎(今齐齐哈尔)，中间数百里无居民”。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康熙年间又加筑了新边墙。边墙设20座边门，每门常驻数十名官兵，稽查出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

    “卖儿卖妇路仓皇，千里音书失故乡。”这句竹枝词反映了“闯关东”者的无奈和悲苦。上图:山东人徒步北上“闯关东”(1929年)。(照片选自《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东北的历史与传说》，刘德增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由于关东长白山地区盛产人参，从事采参与贩运获利丰厚，关内人出关买卖人参的人日渐增加。顺治十一年(1654年)规定，凡出入山海关者都须凭印票，禁止挟带人参入关。但对出关于“柳条边”之内垦殖依然允许。但至康熙七年(1668年)，关外之地都被列为封禁范围。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根据大臣的回报，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都列为封禁范围。尽管有封禁的规定，但遇有灾害，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一方面由于“柳条边”长逾千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难以阻拦。另一方面，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不止一次变通规定，允许灾民出关，或者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出关是被禁止的、非法的，因此只能“闯”。

    “闯关东”的另一层意思，是迁往关外前途未卜，风险很大。关东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能挖到人参，采到东珠，获得丰收固然能发财致富，也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甚至冻馁而死。加上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得不到保护和救援，盗匪横行，所以随时都有危险。闯出关的人可能得以维持温饱，就此安顿，再接来家属。也可能占上大片土地山林，或者带上白花花的银子衣锦荣归，来年带更多乡亲“闯关东”。但同样可能当了“胡子”，或者沦为奴仆，甚至客死异乡。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农民无地可耕，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官府地主压榨，穷人流民只能以“闯关东”为唯一出路。

    王振忠:“闯关东”是17至20世纪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运动约定俗成的一种略称。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地区，“闯关东”的移民浪潮才有所消歇。纵观“闯关东”的历史，其移民数量之众，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均堪称中国移民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之一。

    徐彻:“闯关东”中的“关”，指山海关。近代历史上，鲁、豫、冀、晋、陕五省流民，大多经过山海关往东北走，去“闯关东”。“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前者为“闯关”，后者为“偷渡”。实际上，“闯关东”只是指清代以来向东北移民的一个阶段性的代名词，并不是东北移民史的全部。历史上，东北大地至少曾出现过五次较大的移民潮:清初移民、清末御俄、关内逃荒迁徙、日本侵略者殖民移民、新中国成立后支援东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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