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很多人说您在书画鉴定方面独具慧眼。我们采访冯其庸先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幅画，杨先生只要打开三分之一就能看出真假。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杨仁恺：从哲学上讲，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它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我从小就对历史文物有偏好，二十多岁的时候还在中学教过历史，对这些东西一直都非常喜欢，一直没有停止过摸索和研究。我对文物的认识也是一点一点逐渐深化的，我看过很多文物鉴定方面的书，亲眼看过国内国外大约6万多件东西，所以，慢慢积累得多了，也就对各个时代的东西有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专门阐述这个问题。

    我到东北以后才算走上了专业道路。当时，全国刚解放，我有一个同学的朋友在东北当组织部部长，他说东北缺少这方面的人才，通过他介绍我才到了东北文化部，随后转调博物馆。

    主持人：听说到东北之前，郭沫若还给您介绍过工作？

    杨仁恺：郭老跟我很熟，他的夫人于立群写书法，我提供资料、字帖之类给她看。郭老曾经推荐我到国家文物局。当时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先生，我跟他不太熟，后来郑先生录用了徐邦达先生，这时，正好东北文化部来请我，王冶秋同志转告北京这边又没有编制，所以我就到东北去了。

    主持人：听说您经常说自己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杨仁恺：对，我没有正式上过大学，只是个旁听生。年轻时候，我有很长时间在北京琉璃厂度过，即使后来到东北工作了，我也经常回到北京，在琉璃厂泡着。那时候东北博物馆尽管有溥仪那一百多件东西，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就在国内、在北京收购东西。那时候东西便宜，不像现在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当时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琉璃厂待着泡着，所以有时候，别人开玩笑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我跟琉璃厂的老板们很熟，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来找我。

    我写这本书和历史上的著录不同

    早在长春调查伪宫散佚文物时，杨仁恺就曾经与很多当事人有过多次接触，留下了厚厚的记录笔记。在随后展开的鉴定工作中，隐蔽在各个角落里的国宝奇迹般地陆续浮现，几乎在每一件国宝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杨仁恺决定，动笔书写这批国宝沉浮的命运。几经周折，凝聚了杨仁恺近40年心血的著作《国宝沉浮录》终于在1989年问世了。一千余件故宫散佚国宝的命运，从此有了真实而生动的历史。

    主持人：《国宝沉浮录》花费了您大量的心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杨仁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后来一直都在不断地充实修改。

    主持人：从这本书最后的附录里边，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作品至今没有被发现。

    杨仁恺：虽然没有发现，但这些作品的大体去向我都知道。当年东北那些国兵手里边还有，另外还有一些散失在国外。这些国宝，人家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做这样的决定需要时间。

    主持人：现在在国外发现有多少？

    杨仁恺：大概有几十件，那都是国民党时期被带出去的。现在我每一次出国，都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情况，希望这些国宝能够尽快回来，能够早日回归故土。我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一直到我死恐怕也完不了。当年溥仪从皇宫拿出去一千多件东西，这些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全部面世，以后还会被不断发现的。

    主持人：您看到这些珍宝在国外展览馆或拍卖行里出现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杨仁恺：心里不大好受，觉得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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