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将来指定谁来继续写这本书？

    杨仁恺：那我就不知道了，谁能写谁写吧。我活着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这本书对世界研究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要写。至于我写不完的东西谁来续写，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材料会都交出来的。

    主持人：听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您有一只眼睛被打伤了？

    杨仁恺：我的右眼被打瞎了。当时造反派说我是邓拓的走卒，我和邓拓关系很好，邓拓自杀后造反派让我老实交代跟他的关系，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的家前后被抄了三次，所有的作品都被翻了出来，我和邓拓的来往信件也都被拿走了。他们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年被抄走的东西直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有一次他们开我批斗会，有人从背后打了我一个耳光，我的视网膜一下子被打掉了，当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天好像是个早晨，批斗完之后好像还要继续学习——我挨打以后抬手这么一擦眼睛，哎，怎么看不见了。后来造反派押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视网膜脱落了，需要住院进行粘贴治疗，粘贴后视力可以恢复到零点几，但是造反派不准我住院，我有什么办法？瞎就瞎了吧，当时不能医治，眼睛就不行了。

    主持人：对于一个文物鉴赏家来讲，眼睛可是最重要的。

    杨仁恺：是啊，后来我就只剩下一只眼了，我这惟一的一只眼现在也只有零点几。我是一千多度的近视眼，人家都说我应该申请三等残疾，我说我不要国家津贴，也不要国家照顾，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又不靠这个生活，我现在还有一只眼睛，凭这只眼睛我还能活。我自己开玩笑说：我是一只眼睛，独具慧眼嘛。现在我90岁了，还活着，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还可以写稿子，这不是挺好吗？我觉得这样就行，能工作就行，别的真的没有什么。（摘自薛继军主编《大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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