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表演的小品《卖拐》、《卖车》中的受骗者、电视剧《刘老根》中的药匣子、《马大帅》中的范德彪，这些形象完全具备高级喜剧的美学特点，即以塑造典型的喜剧性格为旨归的艺术追求。这些喜剧形象不仅令人好笑，而且蕴含着深厚的人生积淀。乔治·梅尔迪斯(1828——1909)在《关于喜剧的短文》中也指出：“鉴别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好方法……我认为是那个国家滑稽戏和喜剧的水平；而能否引起有思想内容的笑声则是区别喜剧优劣的标准。”

    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范伟的：真正的喜剧必须塑造喜剧情节中的喜剧性格。而塑造喜剧性格就必须把社会事件或者人物本身加以典型化，这是喜剧中的上品。有些喜剧演员只是一味地追求笑声，有时不惜利用肢体上的残缺、表情上的怪相、语言的粗俗来赢得观众一乐，殊不知这种表演所赚来的笑声是没有意义的。引人发笑的东西有的并不具有真正的喜剧性，而只能说具有可笑性。可笑性与喜剧性不是一回事。仅仅完成了可笑性，那就把喜剧庸俗化肤浅化了。真正的喜剧不是在单纯生理性和偶然性事物中获得的。

    文学是人学。塑造人物塑造典型形象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旨归，喜剧也是如此。从阿里斯多芬到莎士比亚，从莫里哀到果戈里，从卓别林到达里奥·福，他们的成功无一不说明这一点。范伟创造的药匣子这一形象就是一个称得起喜剧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首先，范伟对这一人物从外部造型上就做了精心的设计：一顶瓜瓣帽，一身卡几布的灰蓝制服，一副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他既是农民，又有别于农民，半土不洋。在他的内在性格塑造上，范伟既表现了他的狡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又表现了胆小、懦弱、好色，又自视有一定知识能力而傲视周围等性格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打造了一个农村准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一个自学成才、粗通文墨的半拉子乡间文人，又使我们看到了在这一人物身上积淀的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小农经济所沤生的文化惯性。在我国目前的喜剧创作中，这样的艺术典型实不多见。

    范伟在电视剧《马大帅》中创造的范德彪也堪称是一个喜剧典型。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多农民进城谋生，绝大多数人都能脚踏实地地工作，兢兢业业地在都市里谋生活，但也确有许多像范德彪这样华而不实的喜剧人物。范伟深刻地开掘了这一人物的喜剧性：本来地位寒微却摆出一副大大乎乎的作派；本来武艺平常却硬充黑社会老大；本来智商一般，却整天梦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但这个人物的本质是善良的，是个好人。范伟把握住了这一基调，使这个人物显得既可笑又可怜，还有几分可爱。这一形象的社会性意义就在于范伟抓到了一个只有在现阶段社会生活中才能涌现的喜剧人物，使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使之具有广泛的认同度，成为人们喜爱的一个喜剧艺术典型。

    范伟创造的小品《卖拐》、《卖车》中的受骗者形象也是一个称得上艺术典型的形象。表面看，他是一个受人愚弄的人物，是个傻瓜；但范伟在表演上却把他按着一个正常人来演。他的行为准则，他的思维逻辑，是按着一个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待人以诚的正常人。但他忘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骗子空前活跃。他的受骗所激起观众的笑声，不是嘲讽，而是同情。范伟演得越真诚，观众对骗子的嫌恶之情越强烈。范伟创造的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文化内容，他表达了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在今天看来就不免有些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