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辽宁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取得了重要进展：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基本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一环五射”现代交通网络，城际大公交增强了城市群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在辽河、浑河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初步形成了共同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沈西工业走廊建设、沈铁工业走廊建设，加快了产业整合的步伐；沈抚同城化、沈本一体化的提出，昭示了城市间更为紧密联合的前景；金融、商贸、通信、劳动就业、旅游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同时也要看到，中部城市群一体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并在实践中逐步解决。目前七城市共同的呼声是，尽快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为此，应形成这样的共识：一是树立“一盘棋”观念，形成合力。中部城市群一体化的实践，符合党的十七大关于“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的战略部署，反映了区域经济学关于实现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的优化配置的理论。所以，一定要从城市群整体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对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二是明确沈阳的“首位度”地位。区域经济学包括非均衡发展理论、极化理论、辐射理论以及均衡发展理论等，实际上揭示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历程。结合中部城市群的实际，目前重要的一条是推动沈阳进一步做大做强，围绕沈阳建设好共同市场。三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即企业的作用。建立共同市场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破除要素资源的条块分割，同时又不能仅限于政府与专家、学者层面的共识，一定要取得企业和社会层面的共识，特别是形成中直企业与地方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联合、配套的局面。按照以上分析，目前推进中部城市群一体化的主要难点包括：（1）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建立有利于经济社会资源区域内最佳配置的行政推进机制；（2）科学界定中心城市沈阳的功能，形成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又有利于其他城市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3）加强中直企业与地方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联合，夯实区域共同市场的微观基础，并以市场主体的联合、配套促进区域整体一体化进程。
辽宁中部城市群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解决现实的难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并集中力量加以突破，从而收到“一着棋活，满盘皆赢”的效果。2006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沈抚同城化发展战略，为加快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也应该成为解决一体化难点的突破口。沈阳和抚顺同为特大城市，同为国家重化工业基地，产业关联度强、互补性大，山同脉、水同源、路相连，共同的山水和人文使沈阳与抚顺这两个“零距离”连接的特大城市有着同城化发展的“内生力”效应。发挥好沈抚同城化作为推进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突破口作用，应以实现两市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的最大化为主线，以建立一体化行政推进机制、整合和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加强区域内企业联合为重点，逐步形成互惠互利、共建共享、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区域共同市场。
第一，建立一体化行政推进机制，促进形成新型经济联合体。同城化不是行政上的合并，而属于一种新型经济联合体。这要求一定要围绕两市经济联合，探索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一体化行政推进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平等合作机构，如同城化领导小组；重大事项的协调机制，如实行“政府常务会议”制度；激励机制，如公平合理的财税分成制度；考核机制，如同城化项目在统计上的对等分割制度等。应在同城化先行区率先启动以上机制。并整合两市相关经济开发区（园区），打破行政壁垒，降低行政成本，推进集约节约土地资源，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第二，明确产业分工，推进优势互补和经济总量及效率最大化。经济联合体的基本意义是实现经济总量及效率的最大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1＞2”。沈阳和抚顺现有产业分工明确，互补性强，再通过进一步的科学规划和引导，可以实现整体最优的预期。比如，沈阳的汽车和装备工业、化工业需要抚顺的原材料工业的支持，而抚顺工业的发展又需要沈阳装备制造业提供先进的设备。特别是，要提高沈阳在中部城市群中的首位度，其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需要加快优化升级，如把沈阳建成全国装备制造业中心、东北地区商贸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要求解决好沈阳的产业集聚与扩散问题，这无疑成为沈抚同城化的重要议题和重要意义所在。就工业来说，沈阳应重点发展“总装经济”，突出整合和带动功能，并向周边城市转移非战略优势环节，形成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协调发展的态势。在金融、商贸领域，沈阳的集聚功能更加明显，相应地，也驱动了制造业向周边扩散。所以，沈抚同城化为两市产业整合拓宽了战略思路，提供了更大的地理空间。
第三，创造条件，引导企业间的联合与合作。企业间的联合与合作，归根到底由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加以选择，属于市场选择行为。但在此过程中，政府及相关部门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可以为企业间的联合与合作创造条件和加以引导。主要包括：通过产业发展推介会，让相关企业明确发展预期，增强企业间联合、合作的愿望；通过搭建企业间交流和对话平台，增进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的了解，发挥好企业间联合、合作的媒介作用；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消除企业间联合、合作的行政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