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老工业基地
工作简报
（第 390 期） 总第 428 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振兴司 2009年11月1日
通过在中国工作生活经历谈60年发展变化
9月下旬，俄罗斯《俄罗斯报》刊登汉学家欧福钦题为《60年与5000年》，副题为《中国奇迹之源泉》的文章。摘要：中国过去的60年可以按10年、20年和30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10年，是俄罗斯与中国永远是兄弟，"一·五"计划建设了156个项目，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第二阶段，为20年的混乱和动荡。第三阶段的30年，是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生了从教条主义向求真务实的转变。邓小平号召人们致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执政党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防止两极分化，化解各地区和各阶层在利益上的矛盾。而经历和经验使今天的领导人，对实现下一个转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靠成立，第二天苏联就承认了中国，并表示愿意与其建立外交关系。时至今日60年过去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与现代水乳交融的国家。问题不仅在于与数千年的历史不可分割性，而且在于它一直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中国人坚信，过去的基石是通往未来的阶梯。
中国对人类最早的贡献是指南针、纸张、印刷和火药四大发明。西方旅游者惊叹，这个国家从皇族到百姓都不用手直接抓取食物，而用一双细棍将食物送入口中。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而将其他民族视为蛮夷，并用长城与外族隔开。
这种天真的自我中心和自我孤立政策，使中国人在19世纪遭致厄运。英国不满中国只向其出口更多的茶叶和丝绸，而无视英国商品的进口，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向中国出口，打算把中国人变成吸毒者。中国地方政权焚毁了2.5万箱鸦片，于是英国军队开始进攻中国沿海地区。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屈辱性的失败，变成半殖民地国家。上海、广东和天津出现了外国租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束缚。上海人至今还记得公园门口的侮辱性提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但它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弦。
中国人庆祝建国4周年时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与中国人一起总共庆祝过11个国庆节。我可以作为见证人，来评价中国的历史经验，并评说它对于俄罗斯有什么教益。
过去的60年可以按10年、20年和30年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10年，是俄罗斯与中国永远是兄弟。我有幸看到中国"一·五"计划建设了156个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今天向世界领袖地位的飞跃。随后中国进入第二阶段，为20年的混乱和动荡。中国的天灾人祸，一个接着一个。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30年。邓小平成为中国的领导者，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远远落后了的中国飞速发展，摒弃了贫穷和落后。
中国在工业化时期的新建项目中，我亲眼见到突击手们的身影，目睹了"一·五"计划取得的最初成就。1953年12月26日，鞍钢第一座新高炉及钢轨和钢管车间同时投产。当时苏联冶金部部长捷沃相专程赶来参加庆典，在贺词中他祝贺鞍钢恰逢毛泽东60岁生日投产。苏联政府决定送给寿星一架装载全部最新通信设备的私人飞机，中国人对此反应强烈。但在媒体只字未提，因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禁止街道、企业和机关用现任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禁止庆祝他们的生日。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证明，中国起初没有个人崇拜。它是在"伟大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现象。
在"一·五"计划期间，俄罗斯人与中国人永远是兄弟，这不光是歌词，两个伟大邻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反映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社论中，还渗透到千万人的生活之中。苏联人在中国工作两三年后，以崭新的面貌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具有了更高的技术水平。我常常听他们说，当时苏联尚没有像长春汽车制造厂或洛阳拖拉机厂这样好的现代化企业，这些企业开创了新中国工业。苏联也没有像武汉长江大桥那样大的工程建筑，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采用"无沉箱法"建设的大桥，中国人鼓励苏联专家的创新精神，而自己承担着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人没有仅限于复制苏联经验，多多少少地在改进。因此能够避免苏联人所走的弯路和犯过的错误。第一，在进行农业集体化时，没有把富农当成一个阶级来消灭；这就保存了最有生产积极性的农户，他们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力量。
第二，更灵活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采取剥夺的方式。不仅让企业家将手中的资本，而且让他们脑子中的经验都来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成立公私合营企业的目的。前资本家成为总经理，只是向那里派出党的"政委"。对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态度，增加了海外富裕华人的好感。他们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金融支柱。如果说俄罗斯对海外同胞保持着警惕，他们或是白俄移民或是持不同政见者，而对于北京来说，海外华人一向都是受欢迎的客人。
第三，中国共产党与我们不同的是，没有以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来衡量人的忠实度。资本家的子女可以入团，可以进军校。这使他们的家长，不再反对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
1953年我乘坐"莫斯科-北京"火车来到中国，老北京火车站在天安门和故宫的对面。除了古建筑令人惊叹外，同样让我惊讶的是那一辆辆的自行车，几乎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们当时都乘坐苏联胜利牌轿车，雇佣中国司机开车。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规定如果外国人在车祸中使中国人丧生，不仅要赔偿他本人而且还得将他的子女抚养成人。北京唯一的大众交通工具是三轮车，由于道义原因我们被禁止乘坐三轮车，这就苦了那些苏联妇女，他们不得不步行几公里去购物。
在上世纪50年代，只有12个国家向中国派驻了大使，还有15名外国记者。因此会邀请记者与外交官们一起参加各种国宴。我们会坐在距离主桌几米的地方，可以看见毛泽东、周恩来与尼赫鲁或苏加诺、与金日成或胡志明干杯。我一直记得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与深邃的目光。
幸好我没有成为中国文革的见证人。在毛泽东去世后，北京和莫斯科开始小心翼翼地相互靠拢。1984年中方邀请苏中友协主席齐赫文斯基院士和我访华，我们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晚上我们发言之后，响起了《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的乐曲，大厅里所有人都友好地站起来，人们眼中含着泪唱了一段又一段，为中苏争端结束感到由衷高兴，可以重新公开表达对苏联人的友好感情。
邓小平宣布了私营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在北京车站、商店和电影院附近出现了收费的存车处。它们是自发形成的，看管自行车的通常是老年妇女，干这一行不需要有启动资金。
第二个意外是在我很熟悉的北京西郊看到的情景。这里原来是农村，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就在这里，我看到50多名妇女在编织什么，并缝上"皮尔·卡丹手工编识巴黎"的商标。这是中国150多万家农村企业之一，这种新经济形式提供了1.5亿个工作岗位，可以将劳动资源转化成实际商品。农村小企业被称作是中国改革的秘密武器，约1/4的工业品和1/5的出口商品都是它们生产的。
在中国，我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先发现者，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发生变化，从教条主义转向求真务实。纵观中国改革30年，中国人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有四个要点。
第一，不是从打破政治体制入手，而是从提高经济效率开始。因为在过渡时期，特别需要拥有可靠管理杠杆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有一条很难逾越的鸿沟。
第二，不是从城市改革入手，而是从农村改革开始。这可以尽快让绝大多数居民吃饱穿暖，摆脱贫困，使经济转轨的代价降至最小，让千万人感受到改革的好处。
第三，不急于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大力招商引资。立足于建立对外国公司有吸引力的经济特区，大力发展招商引资，这样不仅能够增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可提高全国整体技术水平。
第四，最大限度发挥国家调节作用，不让社会两极分化。这包括采取各种措施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还需要缩小经济繁荣的沿海地区与尚未脱贫的内地省份的差距。中西部占中国89%的面积和64%的人口。
当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有1/4的贫困人口。现在贫困人口不足2%。连很少赞扬中国的联合国，都称这是当代世界战胜贫困的史无前例的胜利。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富足标志，是拥有暖水瓶和自行车。1984年中国首都已全面实现自行车化。当一辆小面的拉着我们在自行车的洪流中奔跑时，我忧心忡忡地想，如果中国人将两轮车改成四轮车，那会怎样呢？这个时代到来了。
1956年7月，我有幸出席了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厂的开工典礼。2006年当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开幕时，长春汽车厂已经改名为"中国一汽"，其产品销量位于行业领先地位，每年生产百万辆汽车，其中1.5万辆车用于出口。
现在很难相信，在中国改革前只有300万辆汽车，而2000年已经有2000万辆汽车，不久就会达到2亿辆。中国不再有2.5亿穷人，而是出现2.5亿"新中国人"，对于他们财富的标志，不再是拥有一辆自行车，而是拥有汽车。
改革政策的奠基人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号召人们致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执政党认为，必须重提社会平等的口号，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防止两极分化，化解各地区和各阶层在利益上的矛盾。新方针不仅意味着改变目标，而且意味着改变领导方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任务是："依靠法律、民主和科学，成为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成为能够内行地管理国家的先进执政党。
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在西部省份开始的政治生涯，他们深知内地的困难和需求，经历和经验使他们对实现下一个转变有充分的准备，将让中国有更多的富人的口号，转变为下一个战略目标让中国的穷人变得更少，并用这一口号来迎接国庆60周年。 （综合处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