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

    梅永红这样认为：“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家之间是垂直型而非扁平型的分工关系，核心就在于谁掌握更多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发展战略与路径调整，发展中国家将陷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锁定’，永远充当‘劳力者’的角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亘古未变的法则。”

    1月18日，在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梅永红的办公室里，梅永红接受了专访，核心议题是提升装备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平台建设。

    截至2007年底，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已陆续发布了70多条。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内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撑。

    作为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梅永红对我国装备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理解颇为深刻。在他的字典中，知识资产与人力资本所占的份量很重，因为他认为这是国家和企业最可倚重的财富。

    提升创新能力 维护产业安全 关键词：知识资产人力资本

　　“技术能力比技术本身更为重要。未来我们仍然可以大量地引进技术，可以让更多的FDI（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到中国市场中来。但只有建立了技术平台，形成了技术能力，才有可能对先进水平形成追赶乃至超越，才有可能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 ———梅永红

    产业技术安全与自主创新有什么关系？梅永红认为，我们所强调的产业技术安全，主要不是指技术的先进性与可靠性，而是指我国重点产业领域的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是否被中止，技术能力的提升是否得以持续。

    他给我们讲述了大型民用飞机研制的典型案例。事实上，中国早在1970年就启动了自己的大型民用飞机计划，经过10年的努力，1980年就把自主研制的110吨级大型飞机送上了天空。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们可以买进国外先进飞机，甚至可以把国外先进的飞机生产线引进到中国进行组装之后，便主动放弃了历经十余年建立起来的大型民机研制技术平台，解散了上万人的工程技术队伍，导致已经形成的技术能力化为乌有。1996年，当波音兼并麦道并且停止在中国的组装业务后，我国大型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也随即全面停止。

    这个案例清楚地告诉我们，至关重要的并不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用什么进行生产———是用脑力还是用体力。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上海完全依靠他人的技术和设备，就已组装出了30多架大型民用飞机。今天，越来越多的高端产品也都转移到中国生产。但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具备这些产品的设计制造能力，知识产权更不可能伴随生产过程的转移自动地为我所拥有。相反的，如果因为能够引入或买来先进技术，就终止自身的技术学习和创新实践，这就必然涉及到了产业技术安全问题。今天，产业安全的核心应当是产业技术安全。

    背景资料

    《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单从生产规模来看，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作为支撑，我们充其量还只能算是一个靠出卖廉价劳力的打工者而已。而且由于低端生产环节的可替代性很强，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较大，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维持这种经济形态。而且这种形态维持得越久，所付出的代价以及转型的难度就会越大。

    因此，不惜代价地招商引资，把吸引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作为优先政绩，不能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更多的是短期政绩观催生的结果。一部分人甚至仍然认为，更多的FDI或外资控制，意味着中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安全。对此，梅永红认为，无论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做法和观点都未免失之偏颇。

    那么，在今天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关键的竞争力？

    梅永红认为，当今国际竞争越来越建立在一国所拥有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基础之上。追求经济更大的增长和物质财富更多的积累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没有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充分积累，仍将很难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封闭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灾难极为深重。已经走向对外开放的中国不应当也不可能重新选择关起国门。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国与国之间在同一游戏规则下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现象。

    从过去的关贸总协定到今天的WTO，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把知识产权与国际间的投资和贸易紧紧地联系起来。正是由于这一游戏规则的变化，国与国之间清晰地划分出了“脑国”和“躯国”，划分出了“劳心者”和“劳力者”，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一国所拥有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具体表现为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在这种格局下，国与国之间将表现出三个显著的不对称：第一是依附关系的不对称。处于产业分工高端的国家对处在低端的国家形成扼制，而处在低端的国家由对处于高端的国家产生依附；第二是风险的不对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痛经历启示我们，国际经济风云变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没有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那么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第三是利益的不对称。处在产业分工高端的国家获得产业链的绝大部分利益，而处在产业分工低端的国家尽管承担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巨大社会成本，却无法得到相应的收益。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未来最为关键的发展目标之一应当是加快积累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而不是放弃知识资产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